司马迁报任安书读后感-司马迁报任安书读后感

在那块漆黑的石碑下 写《报任安书》读后感时，脑海里最闪过的画面不是那些宏大的理论，也不是教科书里那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而是司马迁骑在洛阳土步上，把耳朵贴在石壁上听到的风声。
那时候他是个浑身酒气的落魄公子，被贬到地牢里，心里憋着一股子火，恨不得把这牢狱之灾炸个稀巴烂。可结局呢？他先跑，被宫门值班者活抓了回来，接着被扔进茅房，在那儿洗了二十多天，每天像扔木桩一样在石灰水里泡着。 这种痛，忒痛了。 我们读苏轼的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读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”，读那些大文豪，总当作他们能省事地说出生活的滋味。可对于司马迁，那种滋味是实实在在的血肉之痛。他在狱中写的《报任安书》，实际上是他在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，去把这种痛翻译成人能听懂的语言。他要对任安说，你不懂我为啥要受这个罪。他要把那份屈辱、那份来气、那份要把自己命都赔进去的绝望，全体揉碎了塞进这个“报”字里。 书里有个数据，挺扎眼的。
那二十多天，司马迁没睡过一个整觉。他每天除了在茅房里泡石灰，就是在心里跟哪位算账。他在跟命运比哪位更狠，跟工夫的流逝比哪位更慢。
那种感受，大约就像把一根烧红的铁条，狠狠地扎进你的心脏里，你拼命想往后缩，但手被捆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点热度一点点烧进骨头缝里。 有人认定司马迁是个黄了者，出于他把本该归于正常人的尊严，都让给了一具生锈的铁笼子，让给了一身冷冰冰的石灰。但我们读这个“报”，看到的不是黄了，而是一种贼高级的“清醒”。他清醒地意识到，人的尊严不是靠嘴硬撑着的，而是靠一种比活着更深的东西——那就是对历史、对文化、对真理的执着。 任安问：“我读《忒史公书》甚劳，欲以闻命。”意思是想借你的名气，让我去通晓古今、观测天人。司马迁没直接答应，他反而说，我不去通晓，也不去观测。我宁愿去死，也不愿当个没有灵魂的历史记录者。 你看《报任安书》里反复念叨的“发愤著书”，实际上就两个字：发愤。
这个“愤”，不是我们目前意义上的愤慨，而是一种更具体的、死一般的能量。就像那晚在茅房里，他看着满手的石灰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原来痛苦本身，就能变成一种养分。
要是没有这二十多年的煎熬，他写出来的《史记》，可能会少点血性，多点温吞。 有意思的是，司马迁在书里把“修”和“怨”分得挺清楚。修，是修史记，是修历史，是让那会儿变得有意义；怨，是怨自己，怨时代的黑暗，怨环境的坏/差。但他偏偏要把怨变成修的动力。
这就好比一个跌山的重量，别看让人痛苦，但务必把山修起来，才能看到底下的石头。 读完《报任安书》，我突然认定，司马迁的伟大，不在于他写完了多少章节，而在于他活到了终点，却把终点变成了起点。他把那个被压弯的脊梁，挺得直直地，就连硬生生地弯出了一圈新的弧度。 目前的我们，身处这样一个信息爆炸、焦虑无处不在的时代。哪位心里没有点“修”？哪位心里没有点“怨”？但大家极少像司马迁那样，把这种怨和修，死死地捆在一起，用这种近乎自毁的方式，去打磨一颗心。 如今重走一遍《报任安书》的路线，再回头看那些古人。他们似乎把我们看得忒轻了。但大抵也不过如此吧。我们活在我们心里，但不能只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，还要活在那块漆黑的石碑上，要在那些冰冷的文字里，把我的血汗，把我的痛楚，都变成永恒。 这或许就是司马迁留给我们的最确实东西。他不讲大道理，不说漂亮话，就只写了一封家书，用二十几年的血泪，把“发愤”二字，写成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故此，当我们读史时，不要只盯着那些辉煌的字眼，要看司马迁脚底的血迹。
那是他留给后世最真的地图，告诉我们：真正的伟大，往往诞生于最黑暗的深渊，且在那深渊的幽暗里，依然有人愿意用生命为它点灯。 这灯，比天上的星星亮，出于那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光。